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之争

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不再满足于用精品、精华之类的词儿而开始“经典”起来。于是唱片经典、红色经典、学术经典、散文经典、小说经典等铺天盖地而来，俨然一个“经典”时代的回归。“经典”这个从前神圣的慎用的概念被普泛化平庸化了。在这种“经典”热潮中，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因为这是本世纪文学行将结束时的总结性反省性话语。

首先提起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的是荷兰学者佛克马。他在1993年9月至10月北大的学术讲演中专门谈到中国经典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构成问题，提醒了中国文人的“经典”记忆。1997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隆重推出，掀起了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高潮。山东的吴义勤、施占军首先发表文章表示异议。接着公刘在《人民日报》发表《且慢经典》否认《百年经典》所收他的诗是经典之作。《文艺报》8至10月也连刊韩石山等人讨论文学经典的文章8篇。广东现代文学界也在10月份举行讨论会探讨文学经典的确立。此前此后，还有王宁、陈思和、昭然、温儒敏等发表文章论文学经典问题。此外，山西的《名作欣赏》从1992至1996年发表“名作求疵”文章近30篇、王一川给20世纪文学大师排座次、其他各种名著重读重评文章等，都是在做20世纪文学经典化工作，都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与此同时，冠以“经典”字样的20世纪文学选本可谓是汗牛充栋，常常是一个“经典”作家的作品几家出版社同时推出。这些作品的不断再版，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工程的重要环节。

90年代从理论界到出版界的这种文学的经典化现象，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和当下的文学写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将导致对文学史的重写，但它又不同于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的现象。那场“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不满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写文学史的伟大叙事、意识形态话语和庸俗社会学倾向，转而注重“个人主体”、“普遍人性”和审美维度。那场讨论总体上是着眼于当时、着眼于“翻烙饼”。而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现象则是将文学推向一个经典化层面，以经典性衡量20世纪文学。它是对百年文学的精炼，是去芜取“经”。也可以说是立足于未来，从未来的某一时点看本世纪中国文学。因而许多不重要的作品将化为文学史的背景，许多作家将存而不论，而经典性文本和作家将被凸现出来。这是一种反省性、总结性的文学现象。另一方面，90年代发生的文学经典现象对当下的文学写作也有警示作用。与经典作家的“十年磨一剑”相比，当前作家借助现代化写作和印刷手段“一年磨十剑”本无可厚非。但这种比快的写作缺乏沉淀与磨砺，可能使文学沦为粗制滥造，很难成为精品，更难成为文学经典。当前的长篇小说年产成百上千部，短篇更难数计，其中绝多是短命之作，能领风骚三五年者不多，传世之作更少。这种写作对不起读者和批评家宝贵的生命，也对不起被砍倒造纸的万千草木。而文学的经典意识的提出，无疑是对当下写作倾向的棒喝。这不仅是对粗制滥造的否定，而且是比精品意识更高的要求。

但是，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现象，仅仅是一种人文冲动。从理论界看，缺乏的是对文学经典构成理论的深入研究。首先没有准确界定“经典”诸概念。元典、经典、古典、经典性、经典化、文学经典等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没有厘清，尤其是文学“经典”与文学“精品”相互通借相互混淆。文学经典与精品之间相距甚远，以“经典”称“精品”未免拔高作品，使文学经典太多太普泛太即时，降低了经典的水准。其次，20世纪中国文学如何改变传统文学经典秩序、新文学经典如何原创、现代作家有无经典意识、意识形态怎样影响经典化、当下的写作能否称为经典等问题也未作系统研究。而这些问题正是20世纪文学经典化的实质性内容。其三，经典化的策略或方法也没有全面讨论。例如，有论者认为，文学经典本是需要经过时空淘洗的东西，现在来确定本世纪的文学经典则是近距离的、属在场的行为。但是，文学的经典化工作实际上在文本诞生时，就已在进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应不应该经典化，而是现时持什么样的经典化策略。而这个问题看来人们未达成理论共识。如温儒敏提出要有“文学史经典”与“文学经典”之分。也有论者从国外引进“恒太经典”与“动态经典”的概念，还有论者主张将文本分为背景文本与经典文本，等等。另外，理论界在讨论经典问题时还缺乏实证性的调查研究。王宁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决定一部文学作品是否经典的是学术权威、批评家和读者大众，前两类人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一种人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并能影响前两种人的价值判断。这就提出了关于读者阅读方面的数据统计和问卷调查的问题。文学经典构成虽然免不了权力的运作，但现今和未来确立文学经典应该是各类读者的合谋而不仅是权威的独断。所以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虽然他们比较注意读者的阅读情况和市场信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功不可没，但他们往往受商业利益驱动，看重读者的阅读时尚，似有宰割文学经典的倾向。总之，90年代发生的文学经典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一种经典化冲动，它能导致遗珠之憾和乱真之弊。